三星堆和夏朝商朝是什麼關係的答案是：夏商朝遺民
三星堆指的是以8個祭祀坑為主體的三星堆文化，而非三星堆遺址。有什麼區別呢？文化是一定時間段內的某一羣體創造的面貌相似的痕跡，而遺址則是所有在某一區域生活過的人類遺存，這個遺存可能前後差異較大，時間跨度也久遠得多。
舉個例子，二里頭文化是夏朝中晚期的文化，但是二里頭遺址卻有上至仰韶時代、龍山時代下至商朝甚至秦漢時期的不同遺存。
同樣，三星堆遺址也按先後被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寶墩文化（時間約相當於新石器時代至夏朝），第二階段是三星堆文化（時間約相當於商朝至周初），第三階段則是十二橋文化（時間約相當於西周至春秋）。
由於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帶有二里頭文化二期風格的陶盉，而二里頭文化二期的絕對年代測定為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之間，所以三星堆不會早於公元前1680年。三星堆祭祀坑含碳標本測年則晚到殷末周初，所以，三星堆的時空範圍就在夏末到周初。
三星堆8個祭祀坑出現前後，正是三星堆文化的興盛之時，這是三星堆文化的主體。而祭祀坑出現之前，成都平原還處於新石器時代。
值得一提的是，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間存在斷裂，當華夏各地的部落方國向青銅為代表的國家文明漸次過渡時，成都平原的過渡卻非常突兀，三星堆並非直接從寶墩文化發展而來，這預示着有外來羣體的加入和推動。
事實上，傳世史書中往往將古蜀和夏朝建立聯繫。《史記》曾記載“禹興於西羌”，《蜀王本紀》記載“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大禹生於蜀、長於蜀，夏朝的桑蠶業源自蜀地”的説法，讓我們不禁疑惑：莫非夏人的祖源地是在蜀地？
其實，大禹事蹟在蜀地廣泛傳説，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如《史記》所言大禹的確生於蜀、長於蜀，第二種可能則是夏朝滅亡後夏遺民遷居蜀地，並將大禹的傳説也帶了進來。
而考古發現，印證了第二種可能。
首先，河南鄭州仰韶文化青台新石器時代遺址和浙江良渚文化錢山漾遺址分別出土了桑蠶絲殘留物，年代距今5000年，早於三星堆4號坑發現的絲綢殘留物。
其次，三星堆出土了二里頭四期的牙璋，眾所周知，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夏朝滅亡後，牙璋作為夏部族的一種傳統文化而隨着夏遺民向四方的擴散流傳到了各地。
但，整個殷商時期牙璋都步入了衰落，商王朝甚至將流傳下來的牙璋改製為其他器物使用。唯獨在三星堆發現的牙璋，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形制上還有改進和發展，出現了銅牙璋和牙璋形金箔。更重要的是，牙璋成為了三星堆人的祭祀重器。
第三，目前與大禹和夏后氏有關的考古學遺存均在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已被公認為夏朝中晚期文化，而夏文化的前身新砦文化、王灣三期文化也都在中原地區。
所以，無論是絕對年代的先後順序還是考古發現，都表明，是二里頭文化傳播並影響了三星堆文化，而非三星堆文化衍生了夏文化。
更直接的證據來自三星堆本身。
三星堆出土的所有青銅人像，髮型都只有兩種：一種是辮髮（頭髮編成辮子），另一種則是笄發（頭髮盤在腦後）。笄發青銅人像均為掌管祭祀的神職人員。
青銅人像中有4位戴着黃金面罩，他們兩個笄發，兩個辮髮，數量相等。黃金比青銅還要稀有，辮髮者能與笄發者共享此等尊榮，表明辮髮者並不從屬於神職人員，合理的解釋是辮髮者掌握着世俗權力（即王權）。
髮型、服飾往往是區分不同族羣的標誌物，而三星堆這種獨特的權力構成和源自中原二里頭文化的祭祀重器，都在告訴我們，蜀地土著居民和夏朝滅亡後遷徙入蜀的夏遺民共同創造了三星堆文化。
獨一無二的青銅縱目面具，正是本土加外來融合碰撞的產物，兩頰上的榫孔表明，青銅縱目面具在祭祀時是組裝在神廟柱狀建築上的，這或許是神權和世俗權力妥協的結果。
不僅如此，三星堆文化中還閃現着夏遺民對殷商的“憤恨”。
甲骨文中“蜀”字的寫法有20多種，一個共同特徵是都帶有“目”字，與三星堆獨具特色的縱目銅像吻合，這也就意味着甲骨文中屢屢出現的“伐蜀”、“至蜀”，所征討的對象，正是三星堆人。
遠在西南的三星堆，對深處中原腹地的殷商王朝而言並不具備威脅，兩者間的矛盾衝突，更多的是源自三星堆中的夏遺民因素。事實上，在商湯滅夏後，也的確曾下令“一勿遺”（不放過一個）。
三星堆文化中雖然發現了明顯來自殷商的尊和罍，但唯獨不見代表殷商祭祀重器的鼎，三星堆人執拗地使用夏文化傳承的牙璋作重器，這種差異凸顯的也是夏商間的“世仇”。所以，當週武王號召諸侯共伐殷商時，排在第二位的盟軍就是“蜀”。
也正是在商周鼎革的歷史節點後，三星堆人廢棄了位於廣漢市的都邑，整體遷徙到了5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此後，考古工作者在金沙遺址發掘了與三星堆遺址高度雷同的象牙、青銅人像、金面具和玉璋。碳十四測定，三星堆和金沙為前後繼承關係。
所不同的是，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人像，僅剩辮髮者。這意味着，經歷了商末周初的戰爭後，三星堆羣體發生了變化，與中原文明格格不入的神權統治退出歷史舞台，世俗權力成為唯一最高統治者。昔日與殷商對抗的蜀，被納入為西周治下的方國，中華文明多元歸一最終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