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刑並重。《左傳》在治軍問題上主張德、刑並重，即把禮作為道德手段，法作為強制手段，用來經武治軍。
因為《左傳》中的軍事思想明顯具有社會軍事思潮的屬性，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軍事問題的共識。
更表達了當時社會上大多數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對軍事問題的普遍深度理解。所以這種德、刑並重不是個體的，而是具有羣體意義的。《左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編年體史學鉅著。《左傳》一書系統地記述了春秋時期的歷史，也追敍了春秋以前的若干歷史片斷。
《左傳》記事詳盡全面、準確生動，其中對春秋時期軍事制度、軍隊建設，尤其是對當時戰爭的大量精彩記述，在先秦典籍中更堪稱佼佼者。因此古人曾有稱它為“相斫書”之説（《三國志·魏書》卷十三裴注引魚豢《魏略》）。從一定意義上講，《左傳》也是一部斷代戰爭史、斷代軍事史。
這一性質，決定了其書包含有相當豐富的軍事思想。所以，童書業先生認為《左傳》的作者“于軍事甚感興趣，似長於兵家之學”（《春秋左傳研究》“春秋左傳作者推測”）。這是客觀公允的看法。
如果説兵書或諸子論兵之作主要體現了某個兵家或諸子的軍事理性認識，那麼，《左傳》的軍事思想則更多地表述了當時社會上大多數政治家、思想家和軍事家在軍事問題認識上所達到的普遍深度，它不是個體的，而是具有羣體意義的。綜觀《左傳》的軍事思想，是通過其書對多次戰爭的敍述，對眾多人物有關軍事言論的記載而得以反映的，是零星的分散的軍事理性認識的綜合和概括。在某種意義上，它真正體現着春秋時期軍事思想的主流，決定着當時社會軍事思潮的面貌。
因為春秋時期的軍事思想，雖説是由孫子、老子、孔子、範蓋等代表人物建立規模、確定水準的，但同時更是依靠了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和軍事家的努力，以及普通人士的認同，才得以完成併發生巨大影響的。它實際上體現着整個社會所普遍達到的認識水平，在相當程度上標誌着春秋軍事思想的大致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