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央集權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針對加強君權需要，提出“君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應的儒家道德觀點；針對土地兼併現實，進一步發揮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張限田、薄斂、省役；針對為人處世標準，提出“三綱五常”，提倡孝道。針對中央集權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針對加強君權需要，提出“君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應的儒家道德觀點；針對土地兼併現實，進一步發揮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張限田、薄斂、省役；針對為人處世標準，提出“三綱五常”，提倡孝道。
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從宇宙論的高度確認儒家學説的合理性，其思想是以神學化的天人感應説為顯著標志。
他以儒家學説為基礎，吸收了陰陽五行理論以及道家等有關學説，建立了天人合一的新體系。一方面，董仲舒把儒學倫理綱常完備化，對“三綱”、“五常”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另一方面，他又把儒家這套倫理綱常神祕化，建構了一個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理論體系。經過董仲舒的鼓吹和統治者的支持、儒家學説開始居於獨尊的地位，成為漢代文化思潮的主流。與儒學成為統治理論相適應，儒家經典也取得了獨草地位。
對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等經典進行註釋，成為漢代儒學的重要表現形式。儒學便從先秦時期的子學形態，轉變為漢代以後的經學形態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興盛，儒學式微，加之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經學便失去了一草地位，由此形成一個儒、道、玄、佛相互激盪又相互融合的複雜局面。
隋唐時期，中國大一統的局面再次形成，統治者雖然實行儒、佛、道兼容幷包的政策，但儒學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被再一次確立。隋唐科舉都要考儒經，從而推動了經學的進一步發展，為統一經學，唐太宗還令顏師古考訂五經經文。顏師古對此多有訂正，撰成《五經定本》，後頒行全國，成了官方統一定本。
為解釋經義，統一思想，唐太宗還令扎穎達與諸儒撰《五經正義》，作為唐代科舉考試的依據。在中國古代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曾經出現了許多閃爍着耀眼光芒的學者和思想家，他們依據當時社會和時代的變化及變遷，提出了許多適應當時社會需要和發展的思想主張，這些主張不僅有利於鞏固統治者的地位，而且對後世也產生了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西漢時期，就有這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就是學識淵博和治學嚴謹的著名學者董仲舒。
董仲舒最重要也是對後世影響最深刻的便是針對當時中央集權的需要，提出了“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主張。董仲舒的這一主張的主要理論來源是戰國時的陰陽家鄒衍，他認為歷史中朝代和政權的更替是由五德運行來決定的。當時董仲舒對這一理論進行了修改，他認為朝代的更替是依據“三統”，即黑統、白統和赤統來依循的。他的第二個思想主張是提出了朱莫甘娜的“君權神授”理論。
在漢朝以前的歷史中，所有君王的君位都是從祖先那裏繼承來的。當時西漢的開創者是一個平民，他要君臨天下不僅需要軍事和政治上的支撐，更需要一種理論來加以強化他的帝位。董仲舒就因時制宜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他認為一個國君的統治不僅來自於祖先聚成，更重要的是來自上天的旨意，這就為君權神授統治權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第三點就是為人處世方面，提出了“三綱五常”。
其中“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五常”則是指“仁、義、禮、智和信”。這一理論一直被後世所沿用和繼承，成為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和規矩。從當時的情況來説，董仲舒所提出的這些理論無疑是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但是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理論都是錯誤和嚴重壓抑人的個性的東西。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西漢政權剛剛建立的時候，國家因為多年戰亂而十分貧困，於是統治者都崇拜道家的“清靜無為”思想。這樣就是想讓老百姓安於現狀，不要急於有所作為。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國力強盛，又想要平定匈奴，實現“大一統”。
那麼道家這種“清靜無為、小國寡民”的思想是無法滿足漢武帝時期漢朝的需求的。這時候，漢武帝就特別需要一種新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既要符合統一的局面，又要為皇權專制做一個理論支持。
於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這樣誕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