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是一個文明型大國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踐具體的結合，走出一條適合中國人民發展的道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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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重疊。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藴，不會跟着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會沿着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座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
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徵，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這些特徵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獨特性和路徑依賴，意味着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的複雜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的政權機構，它要能夠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夠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有為、比較包容的政權聯繫在一起。政權不有為，國家就走向衰敗，乃至解體（如宋朝後期的狀況）。政權不包容，國家就無法對各種複雜的利益進行協調，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紛爭而停滯不前甚至癱瘓內亂。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夠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這種制度安排較好地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融合，也構成了中國與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別，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