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未來記》是2008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圖書，作者是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由梁啟超撰寫，於1902年發表，借小説預言60年後（1962年）中國繁榮富強、百業俱興、萬國來朝的景象，實現了君主立憲，成為國際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極。
梁啟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出生地廣東江門，清光緒舉人，和其師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並稱“康梁”。
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領袖，學者。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者，深度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偉大社會活動家，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教授之著名新聞報刊活動家。他的文章富有獨特的歷史視角，令人深思，啟蒙思想。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
1890年赴京會試，未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1898年，與康有為一起領導了著名的“戊戌變法”。
其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包括影響後世深遠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少年中國説》。梁啟超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三十自述》），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宣傳家。
戊戌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
從戊戌變法前一兩年開始，梁啟超與夏曾佑、譚嗣同等便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並試作新詩，但此時的新詩只不過是“撏扯新名詞以表自異”的作品。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遊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進步詩歌理論，對中國近代詩歌的發展起了指導作用。在他的理論影響下，黃遵憲等一大批新派詩人出現了。梁啟超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也努力實踐新的詩歌理論，他的詩作留存不多，多數創作於流亡日本時期，但是用語通俗自由，敢於運用新思想、新知識入詩，詩風流暢。
《愛國歌四章》、《志未酬》等詩感情真摯，語言明白曉暢，是其詩論的較好體現。梁啟超於提出“詩界革命”口號後又提出“小説界革命”的口號，並在創作上進行了積極的有意義的嘗試。與詩歌、小説、戲曲相比，梁啟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於1896年《時務報》到1906年《新民叢報》十年內發表的一組散文為標誌，完成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散文領域的創舉——新文體的確立（亦稱“新民體”）。
梁啟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內容與形式上都進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醜惡的現實，或為祖國的現狀憂心忡忡，或引進西方先進的思想與科技，積極呼籲變法自強，將散文作為其變法思想的宣傳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議論縱橫、氣勢磅礴，筆端常帶感情，極富鼓動性，“對於讀者，別具一種魔力”；語言半文半白，“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國説》，針對中國現狀，分析透徹，説理條理清楚，運用一連串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行文一瀉千里，文章呈現出大氣磅礴的風格。故梁啟超散文的影響極大，“每一文出，則全國之身目為之一聳。
”以梁啟超散文為代表的新文體是對桐城派以來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現為中國古典散文向現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轉化作了必要的準備。梁啟超被公認為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後仍能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與革命派的論戰中發明了一種新文體，介乎於古文和白話文之間，使得士子們和普通百姓都樂於接受。
同時，梁啟超還是中國第一個在文章中用到“中華民族”一詞的人，他還從日文漢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詞，“科技，組織，幹部”等等很多詞彙，皆始於梁啟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