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後來支持“刪詩説”的著名人物有歐陽修、程灝、王應麟、馬端臨、顧炎武、趙坦、王崧等人；反對“刪詩説”的陣營要大一些，有鄭樵、朱熹、呂祖謙、葉適、朱彝尊、王士禎、趙翼、崔述、魏源方玉潤等。現代的主要反對者是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當代的《詩經》學者基本上不同意孔子“刪詩”的説法。
支持孔子“刪詩”説法的理由不外乎是：出於對《史記》的信賴和尊重；出於基本情勢判斷即，500年間不可能只有300首詩歌；出於《論語》中孔子談到的他對“詩”的處理。回到上一個問題是，既然有着大規模的“采詩”行為，採集的詩歌一定是非常多的。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長，生於龍門（西漢夏陽、即今陝西省韓城市，另説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説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後世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後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後世。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鄭樵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札記》説：“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
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着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幾句，並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着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
在這裏，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説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併論，區別在於後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一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